透过韩炳哲再听《SABINA之泪》：

在“非物时代”中被重塑的爱

以下仅为选段，非全文

前言

当得知你的暧昧对象在IG发布一则新的限时动态或贴文时，激动之余，不知道要评论什么的时候，你会忍不住思考是否应该留下一个“爱”的点赞吗？如果你听过香港独立乐队My Little Airport的专辑同名歌曲《SABINA之泪》，当看到拒绝了你表白的对象们继续发布新动态时，你的脑海会不会自动响起这段歌词：

“心已经被佢[i]偷走几次，

误解晒[ii]每个post每个story，

过尽千帆皆不是，

根本冇[iii]个post系[iv]关你事。”

这篇文章我将借助韩裔德国哲学学者韩炳哲（Han Byung-Chul）对新自由主义[1]体系敏锐的洞悉，通过My Little Airport的专辑《SABINA之泪》，对当下以数字信息为主要交流手段的恋爱关系背后的意识形态作出分析。透过一直蛰伏在私人领域的话题，试图说明“爱”这一概念在数字交流时代的演变。

文章篇幅受限，我不展开对“爱”这一概念的讨论。受李海燕[2]的情感研究所启发，文章对“爱”的定义基本围绕着她所提出的立场：“爱”并非完全来源于西方宗教传入中国的一个概念，但它也并非来源于本土，而是在复杂的社会语境下形成的，不停演变、流动的能指[3]。在李海燕提出的这一假设上，“情感话语不仅是内心情绪的表达与表现，同时也参与了社会秩序（再）定义和自我与社会形式（再）生产的发声实践”[4]，我会再借助韩炳哲的哲学思辨中关于“情绪资本主义”里所提出的“情感的发展趋势首先是和经济发展进程紧密相连”[5]这一观点，试图阐明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的中国社会[6]，“爱”这一情感不仅早已成为可供消费的商品，更成为了可量化、可操控的透明之“物”。

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后，世界范围内，尤其是中国地区，远程办公、学习使得人们可支配的时间变多，对恋爱关系的需求巨幅增长[7]，随着社会的逐渐同质化，不仅使人们对他者的容忍度越来越低，也使得“爱无能”在无形中被人们普遍内化为是个体的失败，而无从怪责环境。出于下意识的对绩效的崇拜，擅长利用情绪进行营销的人试图帮助大众描绘“爱”的具象，从而获得更高的收益。

对于“情绪”（die Emotion）、“情感”（der Affekt）、“感觉”（das Gefühl）这三个相互混淆的概念，韩炳哲认为前两者是纯主观的东西，在时间性上更短暂、更易流逝；而后者表达的则是客观的东西，一种延续、持久的状态。“情绪是动态的、基于一定情境的、行为化的。情绪资本主义恰恰充分利用了这些特性。相反，感觉因为缺少践言性而无法被很好地利用。情感也同样不具有践言性，它是爆发出来的，并且缺乏施为的对象”[8]。因此，“数字媒体是情感体验式的媒体，数字化交流有助于实现精准的情感传输”[9]，也由于受到数字媒体短暂性的特质限制，“数字化交流更多的是在传递情感，而非感觉”[10]。

由此一来，“爱”被囊括进可供消费的情感范畴，只要统治者与商人通过大数据精准的运算，进而把控人们的情绪， 就可以通过精神政治这一统治手法有效控制人们的行为。所以，韩炳哲认为“纯粹的爱”[11]在当今社会已经死亡。一方面，新自由主义体制充斥着鼓励自恋与自我膨胀的“花招”，遏制了爱欲发生的可能性[12]；另一方面，“今天的爱情被世俗化为性爱，爱欲逐渐远离了它们” [13]。“爱”已显露出转变为更短暂和主观的情绪、情感的趋势，而非需要时间累积的一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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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漫无边界的“自我”

大约在五年前，人们还热衷于在朋友发布的帖子底下评论，而现在，人们疲于评论，转而使用不具有任何攻击性的“赞”。当人们享受着无差别化与他人进行连接的同时，它残酷的另一面也存在着：“如今的互联网并非一个共享、交流的空间。相反，它瓦解为一个个人们主要用来展览自我、宣传自我的空间”[14]。人们的点赞沦为对他人展示价值的肯定，连想要产生连结的欲望都消失殆尽，而这进而增强了人们无休止想方设法展示自己的价值。点赞这个动作十分轻巧，人们不轻易察觉到这个手势对自己认知的影响。一方面，人们有时赋予过多的意义给这个用于计算好感的动作。如今，好感已被量化为精确、可叠加的[15]。

因此，我们才会因为获得“赞”感受到愉悦，失去时感受到失落，因这代表着无人关注你的“自我”。“在肯定化的过程中，甚至爱也变得肤浅，成为由愉快的情感和复杂且无结果的刺激构成的活动”[16]。现在获得肯定非常简单（仅一个动作），导致我们更加懒惰地去面对可以让人成长的否定性。这都代表着我们获取好感的方式已经从以前的期待获得一束花、得到一封情书的叙事化，走向万物皆可计量的状态。另一方面，人们又不曾多加思考它如何引导我们思考和他人的关系。我们对“赞”这一计量单位的高度认可，有时甚至蒙蔽了我们对另一个人的情感，失去了解每个个体对“赞”的认知往往不太相同的兴趣。

在全球疫情政策每天都在变化的情况下，人们已无法把爱的建构单纯依赖于现实世界中的互动。现在几乎没有情侣能逃脱数字交流给双方造成的压力。在知乎、豆瓣、微信公众号等情感专栏，人们主动上传感情经历，向陌生网友寻求分析和帮助，使人彻底进入“情欲会突然令人丧失睿智”的状态。发帖者提供给网友们做分析的信息形式大多是自己对关系的感受，以及微信聊天记录截屏。这类分析语言看起来言之凿凿，情绪激动，例如：“就这种男人还能上头”，“和你在一起了不爱和你说话…楼主要及时止损呀…”，“为什么这样也能在一起，为什么要这么倒贴啊…”，“字里行间他没有一点点尊重你的意思哎，感觉就是在拿你解闷。姐妹离不尊重人的臭男人远一点吧！”[17]

由于网络的扁平化，网友实际上并不能置身处地的代入对方的社会地位、家庭情况去理性地以逻辑分析问题，因此网友的分析通常与发帖者的真实恋爱对象脱离。发帖者难以建构起“他者”的存在，常由“自我”出发去谴责对方的无回应或用自我一套行为标准套用到他人身上。每个人都只想听到自己的声音，只愿意相信自己的或类似经验者的声音。看到与自己的观点一致的评论后，完成对自我的再次认可，再说一句“及时止损，下一个更乖”，对一段关系判处死刑。韩炳哲用后笛卡尔主义式的“我在”（Ich-Bin）来形容现在催化过度膨胀的自我：“我思，即我在故我思，我在故我疑，我在故我信，等等”[18]。由于数字交流依赖于信息的传递，“我在故我疑”的心理症状被过剩的数字信息加重。

但不可忽视的一点是，这个群体由于共享类似的情绪，从而使他们代入相互的经历，却容易忽略发表意见的每个个体的经历并非完全一致。而同质化的激昂情绪导向了人们处理感情的方式走向基本一致，形成了对恋爱关系的认知闭环。而这认知的背后，是新自由主义奉承高绩效的自我剥削意识。举个例子，在这种观念下，假若一段关系在三个月内不能孵化成功，就意味着应该结束并开始孵化另一段关系：因为“我”是“自由”的，并且没有时间可以浪费，“我”应该“高效”地处理情感问题。而不能高效抽离情感的人，往往被认为是“失败”的人。而当“爱”被误认为是一种更为短暂的情绪时，高效的处理方式才可以在现今社会生效。“在新自由主义功绩社会中失败的人，要自己承担失败的责任，并以此为耻，而不是去质疑社会或者体制”[19]。

社会这般的意识形态，从日常的生活安静地渗透到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尤其是在疫情时期，我们面对最多的现实，可能是自己。同时通过不同的手机软件，我们取得与外界的联系。我们所使用的社交、购物、影音软件背后有着其严密的算法，它们通过用户的使用习惯推荐用户可能喜欢的内容。而当人们发掘到社交网络可以生产出更多的经济效益后，例如淘宝、网易云音乐、爱奇艺等功能软件都设置了社交功能，以便于计算相似品味人群会感兴趣的内容，以及推荐相似品味的人。在这些平台的算法基础上，人们没必要接触与自己观念不同的人，不需要使用被超市老板的商品选择所限制的日用品等。

在选择恋人上，也可以通过约会软件左右滑动图像来选择自己喜欢的人。人们不知不觉中生活在被“自我”淹没的世界，只能去消费“讨我欢心”[20]的东西。因此韩炳哲提出 “他者的消失”这一观点，指出现今社会出现逐渐同质化、人们普遍陷入对自我迷恋的现象。“自恋的主体界限是模糊的，整个世界只是‘自我’的一个倒影。他者身上的差异性无法被感知和认可，在任何时空中能被一再感知的只有‘自我’。在到处都是‘自我’的深渊中漂流，直至溺亡”[21]。

相应的，人们可以利用这种简单的方式拥有一种陷入爱河的错觉。只需要投射自我的想象到屏幕的对面，即可拥有电子宠物般的爱人。在以往的认知中，爱欲的建构基于现实事件，且是身体性的。但“由于数字交流的高效和便利，我们越来越多地避免与真实的人直接接触，甚至避免与一切真实的东西接触。数字媒体让真实的对方逐渐消失于无形。它将真实的面对面看作阻碍。如此一来，数字交流就变得越来越多地脱离肉体，脱离面容”[22]。

一方面，爱欲对象的姓名变得越来越不重要，有时甚至想不起她（他）的脸。我们爱上了由另一个人操纵的电子幽魂。另一方面，“巴黎综合征”[23]出现在与网友见面后的人们身上。网友见面之前，构建起对方形象的是优化过后的图像以及过滤后的信息。当他们在现实中用真实的肉体与这个人相遇，发现尴尬弥漫在空气中，只想拔腿就跑。而这种想象与真实之间的落差，使人纷纷“下头”。并导致了从未恋爱过的人群与网友见面后，在一段时间内产生对人的恐惧。根据拉康的镜像理论，未碰面时的人们不会知道这个她（他）可能即是自己欲望的投射，“她（他）”可能实际并不存在。人们也可以使用信息与数据做爱（sexting），不再在意对方身体上的纹路。

自我剥削意识通过我们在互联网的使用习惯进一步得到完善。只需要打开购物软件，你就能看见被创造的需求。“资本生产的是它自己的需求，我们却将此误认为是自己的需求”[24]，而对“爱”的需求，如今也不断被创造出来。很好的例子是近年来在国内流行的恋爱真人秀节目（《喜欢你，我也是》，《心动的信号》等），以往电视台可以通过制作言情剧创造人们对“爱情”的想象，而在恋爱真人节目里，恋爱侦查员通过观察男女嘉宾的行为表象对他们之间的情感线进行分析，为了节目效果，甚至会把嘉宾瞬时的情绪都冠上“爱”的名义，到最后，观众看到的表象都被称之为“爱”。

当人们无节制地观看恋爱真人秀节目，他们对“爱”的认知、期待与想象将被其重塑。就如韩炳哲所言，“现代的自我通过商品和媒体图像感知自己不断增长的愿望和感觉，其想象力首先受制于消费品市场和大众文化”[25]，原本无任何形状的“爱”被描绘出来，与被贩卖的商品一样，被评判为好劣之分。人们无法忍受情感上仍需成长的同类，他们期待的，是一个个精美制作的“完人”。“大众娱乐让各种各样的意义和价值在叙事性和富有情感的道路上循环流转，并塑造了对直觉起决定作用的情感”[26]。在大众娱乐中，爱的全面表象化、可计量化使得人们对“爱”的辨认逐渐发生转变。

在语言学家罗兰·巴特写给母亲的恋人絮语札记《哀悼日记》中，他对于母亲之爱有这样一段描述：

“——我是如何爱着妈妈？

去看她总是很开心，总是巴望着跟她在一起（假期），

把她跟我的“自由”连在一起；

总之，我深切地、小心翼翼地与她结为一体。

现在之所以生趣全无是因为绝望：

在我身边，竟没有一个人，

能让我有勇气为他做同样的事。绝望的自私。”[27]

这似乎呼应了韩炳哲所写的， “爱神厄洛斯（Eros）的权力体现在‘失权’上，他不再维护自己的地位，而是在他者中、为他者失去了自我，同时，他者又帮助重塑了自我”[28]。在过去，人们更多认为爱情的发生基于缘分（即一系列随机事件），是时间与空间交缠的现实经验。目前的数字交流清晰、透明，是信息文本在单一时间线上的累积。在只有“自我”的空间里，难以容纳他者。在数字交流中，“爱”等同于两个需要百分百彼此消融、映射的自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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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永恒的数字记忆

人们渴望依靠数据获得爱与关注，却只会把他们引向虚无之地。“以数据为支撑的思考是不存在的。数据支撑的只能是运算” [29]。如今，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点赞数量、聊天时长、礼品金额，一切可计量的，都是“爱”的证据。人们痴迷于数据，越多越好。人们期待着，与暧昧对象每日的信息交流能增加彼此情感的深度。那“爱”是可记录的吗？那些记录下来的图像是什么？在《20GB》里提及的是无法估值的回忆但同时又是明码标价的数字记忆。“20GB的重，也不过是爱情的灰烬”，当我们离开一段恋爱关系，该如何妥善处理这些“爱的证据”？韩炳哲敏锐地觉察到，“不存在被原本记忆下来并且可以原形再现的过去。数字化的记忆是由一个个中立的、几乎不会消逝的当下构成。[…]数字化的事物在时间上是长生不死的”[30]。

人们害怕丢失数据，因为人们逐渐开始不信任人类叙事化的记忆，转而臣服于那些客观的保管者——虚拟数据库。“人的记忆就是一种讲述，一种述说，遗忘是其中必要的组成部分”[31]，但科技让我们失去了遗忘的能力，就像歌词里提到，“如不是Flickr 再一加价 / 我也不会把八千张照片拿下 / 迫使我重温四年这段关系变化”。苹果公司在2017年推出iOS 10系统时，同期推出了相册的回忆功能，模拟人的回忆，相比于无挑选过程的机械式轮播，过去的某些人物、地点或时刻会被随机挑出成为“回忆”。这一功能的出现确实会让人产生类似过往看相簿的情感触动，但矛盾的是，我们却无法选择回忆什么或不回忆什么。

韩炳哲是这样如此叙事性记忆和数码记忆：“正是叙事性将记忆与纯粹加法的、积累的存储器区分开来。因其历史性，记忆痕迹会不断地被重新排列和重新记录。与记忆痕迹相反，存储的数据保持不变。如今，记忆正化为一堆垃圾和数据——一家‘旧货店’，或一个‘存储器，里面塞满了各式各样完成未经整理的、保存不善的图像和陈旧的符号’”[32]。这一描述就如同现在每个人手机里的相册，工作与私人生活无法区分，这也侧面让我们看见了工作时间的绝对化。手机原本是私人物品，却被工作征用为公用品。曾经照片携带着人们对过往时间的情感，现在它们通通化为无人打理的废墟，证明了过去每一刻的存在。

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歌词中说到，若不是虚拟数据库的储存费用变高，原本主人公是不会去翻看这些混乱的图像档案。即，回忆起“四年这段关系变化”是被“迫使”的，而非出自自愿。我们早已在心里埋藏好的回忆，因现实的费用问题，被半胁迫地去运用自身的情感控制能力，去不停消化数字技术带来的，如塑料般永恒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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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韩炳哲提出，“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有效且智慧的体系，它可以对『自由』进行充分的利用，包括一切与『自由』相关的实践、表达，比如情感、游戏、交流等。[…]新自由主义政权将他人剥削转变成波及所有阶级的自我剥削。”这意味着，人们始终相信自己是“自由”的，并在这个前提下向自己发起了攻略：人们自愿暴露自己的数据在互联网上，大数据使人的行为变得越加可预判。在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的社会，人的自由意志已经被操控，使得“人本身认定自己是可量化、可测量、可操控的客观事物”。（参考韩炳哲《精神政治学》第4-16页）

[2] 李海燕是斯坦福大学沃尔特·A·哈斯人文学科教授、中国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 她着有《心灵革命》和《陌生人与中国人的道德想象》。

[3] 李海燕：《心灵革命》，修佳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9页。

[4] 李海燕：《心灵革命》，修佳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8页。

[5] 韩炳哲：《精神政治学》，吴琼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55页。

[6]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引进境外投资、技术和管理，对私人企业开放、允许自由竞争，已经为市场自由主义清扫了大量障碍，新自由主义俨然已经大行其道。据郑永年分析，中国的一些政策是具有新自由主义性质的，因为它们具有三种特征：一是『效率就是一切』；二是『动用政权为资本开路，为资本提供各方面的条件使其利益最大化』；三是『忽视普通人民的权利』”（来源于梁婉妍的《浅谈新自由主义下中国的经济社会危机》，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文化评论第66期）。

[7] 见腾讯课堂发布的《520恋爱学习大数据报告(2019-2022)》。

[8] 韩炳哲：《精神政治学》，吴琼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58页。

[9] 韩炳哲：《精神政治学》，吴琼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56页。

[10] 同上。

[11] 韩炳哲认为“纯粹之爱”存在的基本条件是：“它要求人有勇气消除自我，以便能发现他者的存在”。（来源于《爱欲之死》，第2页）

[12] 韩炳哲：《爱欲之死》，宋娀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2页。

[13] 同上。

[14] 韩炳哲：《他者的消失》，吴琼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115页。

[15] 韩炳哲：《在群中：数字媒体时代的大众心理学》，程巍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53页。

[16] 韩炳哲：《透明社会》，吴琼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9页。

[17] 引用评论来自豆瓣小组“ta说这话什么意思？”。

[18] 韩炳哲：《暴力拓扑学》，安尼、马琰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157页。

[19] 韩炳哲：《精神政治学》，吴琼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8页。

[20] 韩炳哲：《精神政治学》，吴琼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22页。

[21] 韩炳哲：《爱欲之死》，宋娀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13页。

[22] 韩炳哲：《在群中：数字媒体时代的大众心理学》，程巍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34页。

[23] “所谓的巴黎综合征是指大多出现在日本游客身上的一种急性心理障碍。患者会出现幻觉、感知失实、人格认同障碍和恐惧情绪[……]触发该病的原因是日本人在旅行前对巴黎的理想化想象与巴黎的真实面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来源于《在群中：数字媒体时代的大众心理学》第42-43页）。

[24] 韩炳哲：《精神政治学》，吴琼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9页。

[25] 韩炳哲：《爱欲之死》，宋娀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58页。

[26] 韩炳哲：《娱乐为何》。关玉红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114-115页。

[27] 罗兰·巴特：《哀悼日记》。刘俐译，商州出版，2020年，第189页。

[28] 韩炳哲：《爱欲之死》，宋娀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44页。

[29] 韩炳哲：《爱欲之死》，宋娀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76页。

[30] 韩炳哲：《精神政治学》，吴琼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92页。

[31] 韩炳哲：《精神政治学》，吴琼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91页。

[32] 韩炳哲：《透明社会》，吴琼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54页。

粤语索引

[i] 佢：她、他、它

[ii] 误解晒 ：全部误解

[iii] 冇：没有

[iv] 系：是